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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对权贵说“不”的近代银行家

2018-07-17 12:59栏目: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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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3月9日,上海的《民立报》上突然发表了一份严厉质问沪军都督陈其美的抗议函,其中称:中国银行经理宋汉章“被贵都督以请酒为名诱至小万柳堂,遽被军士多名拥捕而去”,此举意欲何为,务请立刻放人,否则国民不安、国信何在?
 
宋汉章
 
宋汉章
 
让人感到纳闷的是,《民立报》是革命党人自办的报纸,其抗议对象又是当时炙手可热的沪军都督陈其美,这其中究竟有何隐情呢?
 
第一次:对陈其美说“不”
 
事后,据宋汉章的自述,他当时应邀前往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小万柳堂赴宴,未及入席,即有“十二名佩戴手枪的士兵用船将我带到南市第十团军营,扣押在那里。”
 
极司非而路属于租界越界筑路地段,当时并不在沪军都督府的管辖范围。事前,处事小心的宋汉章虽有戒心,但他没想到的是,小万柳堂的后门正对着苏州河,陈其美早已派了一艘机动艇候在河边,等宋汉章一出现,预先埋伏的兵士就冲进来将其抓走。
 
在受到《民立报》的质问后,陈其美回应称:有人告发宋汉章在革命军光复上海之际捏造假账、私吞巨款,又以租界为掩护,屡传不到,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然而,据宋汉章自述,在其被扣押后,并没有人问所谓“假账、私吞巨款”之事,而是问了“大清银行存款余额和满清政府的资金”,显然后者才是陈其美的真正用意。
 
那么,宋汉章何许人也,他为何会惹上这场无妄之灾呢?这事说来话长。
 
宋汉章原名宋鲁,生于1872年,其父宋世槐曾在福建办盐务,后又协助实业家经元善创办了上海电报局。因此人脉,宋汉章在上海中西书院毕业后也进入了上海电报局。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因传闻慈禧太后打算废黜光绪皇帝,经元善约集千人签名反对而遭到通缉,宋鲁亦名列其间。事后,随同经元善前往港澳避祸的宋鲁更名为宋汉章,并由经元善资助返回上海,重到海关任职。
 
回沪不久,宋汉章进入中国通商银行当起了“跑楼先生”,主要负责中方经理与洋大班的联络及催收账款等事宜。在“跑楼”的过程中,勤于学习的宋汉章逐渐通晓了现代银行的管理及旧式钱庄的经营,他这一“跑”,竟然跑出了一个近代知名的银行家。
 
机遇只垂青于那些有准备的人。1907年,在宋汉章前往香港催收一笔呆账时,途中邂逅户部要员陈陶遗。经其介绍,宋汉章北上担任北京储蓄银行经理。三年后,宋汉章被调任大清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事业再上一个新台阶。
 
换图
 
1912年2月5日,中国银行在上海汉口路3号的大清银行旧址成立并开始营业。
 
辛亥革命后,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宋汉章仍担任上海分行经理。而在此时,被财政问题弄得焦头烂额的沪军都督陈其美也盯上了中国银行这块大肥肉,他认为大清银行是前清的国家银行,官股应予没收。
 
然而,宋汉章却抗辩称,中国银行也有大量商股在内,个人不能做主;而一旦拆分,信用将无法保证,整个银行将土崩瓦解,商民损失将不可估量。宋汉章的坚决抵制令陈其美火冒三丈,这才是本次绑架事件的真正原因与背景。
 
宋汉章被绑架的消息传出后,立刻在银行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就在其被捕当天,中国银行理监事会分别致电孙中山、袁世凯及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伍廷芳,要求各方电饬陈其美并立即释放宋汉章。次日,袁世凯致电陈其美,责其“应按律由法司正式传谕,未便以兵队诱拿”,要求“迅饬查明释放”,但陈其美对此却置若罔闻。
 
之后,中国银行监督吴鼎昌上书伍廷芳,并要求其以司法部名义“迅咨沪军都督”,由中国银行出面保释宋汉章。伍廷芳接信后即连续致函陈其美,要求将宋汉章释放,其对宋的各项指控应通过司法渠道加以解决。
 
在压力之下,陈其美一面指责宋汉章“将公款改为私款,使民军无从究诘”,另一方面又企图以沪军都督府支持的上海中华银行作为“开办中央银行之基”。然而,上海中华银行原为同盟会员沈缦云开办的上海信成银行,但后者在辛亥时期因多次为沪军都督府垫款而遭到客户挤兑,最终宣告倒闭。由此,缺乏信用和基础的中华银行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从本质上说,信用是银行的最大资本,作为银行家的宋汉章对此感受最深,这也是他敢于与权贵对抗的勇气之所在。最终,在社会各界的声援特别是司法总长伍廷芳、财政总长陈锦涛的干预下,被关押了近20天的宋汉章最终取保获释,陈其美的计谋最终落空。
 
从这个意义上说,宋汉章是以自己的态度和行动表明:金融业虽然与政治密不可分,但银行并不等于政府的“账房”,亦不能完全听命于政府的旨意。这一现代精神,也成为日后新式银行家的基本信条。
 
1912年8月,中国银行北京总行正式开业,宋汉章被委任为上海分行副经理,并于次年11月升为分行行长,由此成为民国银行界知名人士。
 
第二次:对袁世凯说“不”
 
1916年,宋汉章因抗拒北洋政府的“停兑令”而再次引起轰动,这次的对手则成了大总统袁世凯与总理段祺瑞。
 
原来,在清廷覆亡之后,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的款项不断被北京政府挪用,继而发生挤兑风潮,袁世凯遂于当年5月12日通令全国中、交两行暂停兑现付现并禁止提取现款,两行现金准备一律封存,由此酿成了近代金融史上的“京钞风潮”。在此风潮中,不仅中、交两行岌岌可危,而且整个中国银行业都有被毁于一旦的危险。
 
在与沪中行股东秘密商议后,宋汉章表示坚不执行。据时任副经理张嘉璈回忆,在接到电令后,大家都认为,“如遵照命令执行,则中国之银行将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所存现金准备等,能够应付数日兑现付存之需,“即使不敷兑现与提取,尚有其他资产可以抵押变现,提供兑现付存准备。纵令竭其所有而仍属不敷,亦必能邀民众谅解,明了经理人员维持信用,负责到底之苦心。”之后,宋汉章对外发布通告称:上海分行所有钞票仍照旧章办理,一律照常兑现;所有到期存款,一律照付现金。其间,上海分行还刊登广告称:“本行照常营业,上海钞票一律收兑。近闻各小钱庄折价贴水,使吾商民无故吃亏,望各持票人于本行营业时间迳至本行兑现,勿自惊扰。惟捕房以人数拥挤,恐乱秩序,派警弹压,致来行兑现诸君行动不能自由,至为抱歉,惟祈鉴原。”由于上海分行的态度坦然镇定,也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
 
从5月12日开始,预料之中的挤兑风潮果然出现了,大批客户涌入三马路(今汉口路)上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一时间人山人海,很多人“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而其手中所持者,“不过一元或五元钞票数张,或二三百元存单一张”。
 
5月13日由于是星期六,银行下午本不上班,但为了维持信用,宋汉章决定延长办公时间,下午照常开门兑现,以安定人心。在此消息之下,挤兑的人数由前一日的数千人迅速下降为四五百人。5月14日,挤兑人数更是减至百余人,风潮基本上平息了。
 
事实上,经过连续三天的付兑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准备的库存现银也已所剩不多。为防不测,宋汉章还亲自前往汇丰等外商银行协商抵押透支。经北京公使团同意,上海各外商银行开会讨论后答允透支200万元。后来,由于兑现风潮顺利平息,此款实际并未动用。
 
在当时的形势下,宋汉章这样做不但有经济风险,同时还有政治风险乃至人身方面的危险。因为按照北京政府正式发布的“停兑令”规定:“各省地方,应由各将军、都统、巡按使,凡有该两行分设机关,地方官务即酌拨军警监视该两行,不准私自违令兑现、付现;并严行弹压,禁止滋扰。”
 
实际上,宋汉章对此也并非毫无担心,当时的某营业专员就曾回忆说:“宋汉章、张公权(即张嘉璈)和我们日夜开会,商量应付办法,大家知道袁世凯的暗探密布在各处,这次抗令兑现,是把性命提在手里,随时可以发生危险。”也有人说,当时国会议员黄群由里弄迁往法租界避险后,“宋汉章也慄慄畏惧”。
 
可惜的是,袁世凯的惩人术尚未殃及宋汉章,他自己就一命呜呼了。事后,坊间有一首竹枝词传布四方,曰:“中国银行宋汉章,不听袁令抗中央;力将钞票通常兑,博得人间信用彰!”
 
在举国关注之下,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最终顶住了汹涌的挤兑风潮,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而本次抗拒“停兑令”的胜利,不仅大大提高了中国银行在国内外的信誉,宋汉章等人也得到了舆论的一致好评。
 
风潮平息后,上海《新闻报》即发表评论说:“上海中国银行抗拒停兑之后,前日兑出43万元,昨日兑出15万元,两日以来,舆论翕然,然非资力雄厚兼有胆识者,何能若是!此后持有上海中国银行钞票者,均可少安毋躁矣。”
 
而外媒《字林西报》也称赞说:“沪埠赖有此举,而不堪设想之惊慌或暴动得以转为无事,此等举动,乃足以当胆识非常,热心爱国之称誉。……该行行长宋汉章氏胆识俱优,当衮衮诸公神经错乱、不惜以国利民富快其一掷之时,独能以应变之才,挽祸机于仓卒也。”
 
此后,宋汉章仍长期主持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及总行业务。1918年上海银行公会成立时,宋汉章成为了首任会长。
 
第三次:对蒋介石说“不”
 
宋汉章第三次说“不”的对象是蒋介石,这次更是险些给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
 
1927年3月,北伐军攻下上海后,蒋介石为稳固自己的新政权而不断向各方伸手。最初,其向上海商业联合会筹款,并要求中国银行先行垫借100万元,宋汉章未能照办。
 
5月2日,蒋介石在开会讨论筹款事项时,中国银行代表再次表示困难。这下算是把蒋介石给惹火了,其气势汹汹地致电宋汉章:“闻贵行上年以大款接济军阀(指奉系张作霖),反抗本军,至今尚有助逆之谋……若不如数筹缴,不惟妨碍革命进行,且不足以表示赞成北伐与讨共大事”。不仅如此,蒋介石还给宋汉章下了最后通牒:“军需孔亟,请竭力设法预购二五库券一千万元,限本月5日前解交。”
 
在武人的威胁下,宋汉章回电据理力争,称中国银行北京总行方面业务与沪行并无瓜葛,而此前沪行已为北伐军垫款若干,如今索要1000万元,实在超出了本行能力。数日后,蒋介石再次致电宋汉章,其中改称:“贵行在汉竟给共产政府(宁汉对立下的武汉政府)以1800万元之报效,使其尚敢负隅一方”;“此次沪上借款……贵行竟表示反对,始终作梗……务请于23日前补足一千万元”。
 
另一方面,蒋介石则气急败坏地指令后勤筹款专员俞飞鹏:“宋汉章前允400万元,不知何故又为其拖延,此等商人毫无信义可言,何必客气!今复去电令其补足1000万元,限23日以前缴兄收。”之后,蒋介石又致电时任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陈光甫:“宋汉章延宕缴款,如照法律言,谓其阻碍革命,有意附逆亦可,请从严交涉,万勿以私忘公。”此举表明,蒋介石这次不达目的是绝不会罢手的。
 
事后,宋汉章复电蒋介石表明武汉分行“非属沪行管辖”,通汉之事与沪行无关;而为了避免过分触怒武人,其又表示:“现正由宁浙两行筹商续垫200万元”,以暂时稳住老蒋。
 
与此同时,宋汉章又写信给钱新之、陈光甫、俞飞鹏等人,其中如实说明困难,称“宁浙两行再垫200万元已超出千万元之数,在政府虽属杯水车薪,在银行已属筋疲力尽……如坚欲急垫,必将动用准备金”;“若总司令不予见谅,必令增垫,风声所传,设谣言一播,纷纷挤兑,汉章个人原不足惜,恐银行从此倾覆,金融亦将不可收拾。”
 
由于考虑到动用准备金会出现一损俱损的严重后果,本是银行家的陈光甫经过深思熟虑后致函蒋介石,劝蒋慎重处置,“若逼中行以准备金提垫将酿成挤兑风潮、金融恐慌”“操之过急,金融发生问题,今后将筹垫无门”“必遭别国对华反感”。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也不便再行催迫,其复函陈光甫称:“中行事,鄙意当不使吾兄独为其难”。由此,这场风波暂时平息。
 
然而,在武人当政的年代,银行家的钱袋子毕竟敌不过枪杆子。不久,包括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在内的江浙财团与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达成了协议,同意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3000万元作抵,由上海银钱业、上海商联会、江浙两省绅富和两淮盐商分摊认购,后又以关税附加作抵,续发库券4000万元,仍按原比例分别认购。如此一来,蒋介石才算是满意了。
 
宋汉章本为银行家,他恪守银行的业务规章,强调规范经营,其对动辄索款的强权的抗拒,主要还是为银行的信誉与发展着想。经过此番磨难后,宋汉章心灰意冷,不得已向总行提出了辞职的请求。不久,香港中行经理贝祖诒接任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改任“沪行总经理”,名为高升,实为虚职。
 
等到蒋介石政权稳固后,中国银行也开始“变味”。1935年3月,中国银行接受增加1500万元官股,同时财政部指派宋子文为中国银行董事长,宋汉章虽保留了常务董事、总经理等职,但实际上已是大权旁落,他当时所能执掌的,只有他任董事长的中国保险公司。
 
抗战爆发后,银行成了政府的提款机,保险业务也几乎停摆。而抗战胜利后,四大家族对金融业的控制与压榨有增无减,当时宋汉章年事已高,除短暂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外,几无作为。1949年底,宋汉章转往巴西定居。14年后,其回到香港并于1968年底去世,终年96岁。
 
除在中国银行任职40余年外,宋汉章还担任过上海总商会会长等职。宋汉章的一生廉洁俭朴,除了拿薪水外,从未滥用过银行的公款。事实上,他多年担任华洋义赈会会长并担任中保公司董事长近20年,也从未领取过分文报酬。据说这样一位大银行家去世时,身后的遗产仅十万美元。